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百年来的一个梦想。恰巧在100年前的1915年，胡适先生在留学美国期间，感慨西方的民主和大学的先进，就梦想“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94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又再次重温梦想，他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国家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培植5～10所大学，使之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但由于当时国家的外忧内乱，胡适的夙愿也就仅仅是个愿望而已。

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又重新燃起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1985年，清华大学提出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86年，北大校长丁石孙提出要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1994年北大党代会确定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建设的总体目标。但囿于条件的限制，北大清华的建设均无实质性进展。直到1998年，借由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余年来，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 “985工程”大学的财政能力显著增强。北大1994~1998的五年间年均经费总收入不到6亿元人民币，到了2014年一年就增加到了将近100亿。

2. 大学教师的经济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新中国建国后，大学教师曾经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文革”中曾是被批判、被教育的“臭老九”。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不少老师离校“下海经商”。“985政策”最大的突破就是跨越性地增加教师的工资待遇，使得大学教师在总体上步入了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由于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地位的明显提高，从根本上扭转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的历史逆流，为我国开始步入“科教兴国”“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3. 研究型大学群体已初步形成。按照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每年至少在15个学科授予50位博士学位”即为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我国在1998年以前，很少有大学能够称得上是研究型大学，也几乎没有大学能够与世界一流大学对话。但迄今，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已超过50所，全国博士培养和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位。

4. 高等学校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论文数量剧增，国际参与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政府强力推动和引领的结果，也是高校不懈努力的结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在一流大学建设的导向和建设路径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或偏向，主要有：

1.大学愈益政治化。国家不断强化对大学在组织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政治领导，意识形态控制全面深入，存在着重新回到“姓社姓资”问题的一种新倾向。

2.大学逐步行政化。政府强势地把自己的理念和控制方式内化为高校的管理和运营方式。政府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管理高校的干部、人才、工程项目、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课程教学等。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也不断强化。

3.大学明显功利化。政府急于求成，突出“以绩效为杠杆”，不断推出“高指标”，例如，早在1993年就明确规定“211工程”的建设目标为“力争到21世纪初，我国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8年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些“大跃进”的目标时限早已过去，但至今也没有哪所大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最近国务院的总体方案更加急切，规定“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为此突出强调要强化目标和绩效管理。目前只有清华大学宣布四年以后，即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北大略微低调，争取2030年进入世界一流。各种各样急功近利的政策指标迫使和导致学校想方设法追求排名，干部趋炎附势追求升迁，教师不顾斯文追求名利，学生不择手段追求文凭，这些已经成为大学中相当常见的现象。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改变着大学组织的性质，改变着大学的组织文化。有人甚至担心我国大学有“去大学、非大学”化的忧患。

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它一定是大学，而不是政府部门、行政学院、党校、研究所、技术推广站或者什么“智库”。这样的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在精神气质上应当具有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取向。大学一词的词根(universus)，就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纽曼把大学定义为“传授人类普遍知识的场所”。我国建国以后则突出关注、强调大学的国家化、特色化，直到“985政策”出台才有了转变。

北大在百年校庆为中央领导起草的代拟稿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小心翼翼地表述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江泽民代表中央的讲话中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定语，清楚明确地申明“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据陈佳洱校长回忆，江泽民在讲话前曾问过他：你讲的世界一流大学能不能跟哈佛、跟牛津、跟剑桥这些大学比?陈回答，能比，我们原来就是想要比所以才提出来要办一流大学的。江泽民说，既然能比，你在中国办一流大学当然是社会主义大学，你加上社会主义会被以为是你自己办的一流大学。陈说，总书记，可以把形容词去掉，形容词一加，那就是自己定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流大学，而不是全世界的一流大学。原来我们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这段对话和之后的中央政策明确的是要办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而不是只有自己认为的一流大学。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究竟是要办社会主义的一流还是世界一流的问题并未终结。有人专门写博士论文，批判办世界一流大学是犯了政治方向错误。最近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特别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实际上，在中国办一流大学，不言而喻一定具有中国特色，就如同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会具有本国特色一样。现在重新强调“中国特色”，其含义实质上似乎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方案》还提出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

十年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简称“一指三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研究的重点委托课题，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三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确切含义。世界上迄今没有人把马克思的学说标上“德国特色、德国风格、德国气派”，同样，也没有人把美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标上“三美”。最近读过一本以色列教授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毅把作者称为“旷世罕见”，但并没有人把它标上“三以”。

学者有祖国，但学问无国界。如果把学问都标上国界，何谈大学，何谈世界?

在我们对何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都没搞清楚的前提下，何谈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

第二，世界一流大学在体制上应当享有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特权。这是因为大学是探索和传授系统的高深知识的场所。从德国的柏林大学开始，到英国、美国的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其基本的秘密都在于坚持把学术自治和自由作为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学习和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运转。”当然，从来不存在绝对的自治和自由。严格的自律和优异的成绩是确保学术自治和自由的基本条件。

第三，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使命是追求真理。这种真理的载体就是不断发现和传播系统的高深知识。也正如北大校长林建华所言，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坚持和追求真理，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风骨和人格。然而，这种风骨和人格如今越来越少见，只计利害、不问是非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多。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良性的学术水平评价与发展机制。美国的著名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经历了以教学为中心、以知识的应用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为中心来评价学术水平等不同阶段。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意识到，过于强调基础研究、过于强调知识的发现，不利于大学和学术的发展，因此开始重新讨论和界定学术水平的内涵，认为教授的学术工作应当包括四个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方面(功能)，即发现的学术水平、综合的学术水平、运用的学术水平、教学的学术水平。就是说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获得不是单一的，它是“通过研究、通过综合、通过实践和通过教学取得的。这也是承认了教师才能和水平的多样性”。我国大学对学术水平的评价偏重于科研，对科研水平的评价偏于论文发表的数量，同时明显存在“官员学术”和“政府学术”的现象。我们的科研课题(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研究)主要是由政府统筹和发起，结题和评价也由政府组织，政府的级别和采纳意见、批示官员的级别成为了衡量大学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第五，世界一流大学是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虽然是由学界发起，但从起步开始就是作为一项“工程”来建设的。最近政府颁布的“统筹方案”具有更强烈的工程色彩。我们在经济、社会建设的许多领域都能够搞工程建设，但唯独在科学发现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不宜搞工程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任何政府设计的结果，而是杰出学者聚集，以知识的探索、发现、传播为终身目标，代代相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的结果。用一个不很贴切的比喻，一流大学建设不是构筑三峡大坝，一流大学建设更像是长江、黄河，是众多条件、力量合力铸成的结果。

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对自晚清以来创建的高等学校就采取了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方针，断定“旧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为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教育”。强调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政府先后接管了旧中国的公立高等学校，接收了外国资助的教会大学，接办了所有私立高等学校，对所有高校的管理制度、教师的思想、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进行改造，特别是对院系设置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整，使得综合大学变成了文理学院，使得多元、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变成了单一的、以服务于政治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实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些已经具有研究型大学基础和取向的大学，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倒退成为了一般本科或专科大学。

为了在经济上超英赶美，1958年推行“教育大革命”和高等教育“大跃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提出“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手段是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和群众运动，各省市甚至于工矿企业、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高等教育的热潮。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发展到数万所。

不久之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对建国以后17年的高等教育又全盘加以否定，认为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教育要革命，甚至不惜停办所有的高等学校。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难，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大倒退。我国高等教育的过度政治化、行政化和实用化的历史教训实在值得汲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对什么是大学发展方向的反思。建国以来，我国一直以政治方向作为大学的发展方向，把政治运动作为推动大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政治是围绕权力的获得和维护而进行的利益集团的活动，大学的核心是高深知识的探索、保存和传播。因此，大学的发展方向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学术性的。封建社会的大学、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学，并非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在诸多基本的方面都是相通的、一致的。因此，我们建设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虽然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它应当是世界公认的，而非我们自己命名的。

我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回头看，需要总结和吸取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制度要改革，有些传统要回归和坚守。我国的大学具有政治性，但大学不是政治组织;大学需要行政，但不能行政化;大学也有功利，但不能成为主导的追求。

在导向上，应当回归和坚守大学的学术本位，以探求真理、培育人才为方向。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大学组织的核心内容是追求高深和系统的知识。世界所有的一流大学概莫如此。我们现在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或许主要不在于具体的评价指标方面，比如经费、课题、文章发表、生师比等，最主要的差距“可能是在理念上、制度上的差距”，比如批判的精神、创新的空气、自由探索的保障、鼓励追求真理的制度、平等的学术争鸣的氛围等。我们过于注重硬件建设，忽视软件;注重形式，忽视内容;注重数量，忽视质量;注重秧苗，忽视土壤。我们多年以来的努力，功夫也许并没有聚焦在最重要、最关键的方面。只要导向正确，我们距离梦想所要达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自然就会越来越近。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七期。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