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松教授的生活和蒋华松副教授没有什么差别。
他依然站在讲台上给本科生讲高数，板书把四块黑板填得满满当当，运算原理推上去，解题步骤紧接着出现；左手擦掉例题和讲解，右手开始写拓展的知识点。
课讲得好、逻辑清晰，是他最为学生称道的。
今年三月，蒋华松所在的南京林业大学出台了职称评审新政策：在对“教学专长型”老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而是将教学业绩取代科研业绩，重点考查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三个月的评选结束后，蒋华松成为校内凭借“教学专长”晋升教授的第一人。
实至名归的感叹和祝贺如约而至，但压力和争议也没有缺席，当原有的职称评审体系被打开新的出口，人们在希望和忧虑中寻求尽可能公正而可持续的路径。
“华松上课有三宝”
“解这一类题目就像盖房子，不就是把砖摞在一起吗？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很容易把墙砌歪了。”200余人的阶梯教室里，54岁的蒋华松站在讲台上。他个子不高，微胖，一副黑色眼镜架在鼻梁上，弯着眼睛笑。
窗外的金陵城迎来了它最热的季节，蝉趴在茂密的洋槐、香樟或是鹅掌楸上，拼了命地叫。暑假开始了，只有做实验、考研的学子留在校园里。时下蒋华松正在讲解的，就是考研高数的知识，PPT上展示着例题，数列从1到N，显得冗长又复杂。
“看别人盖一万次房也没有用，一定要自己动手构造。”蒋华松说。他写字极快，往往语音刚落，板书就写完了；一边将写满字的黑板推到上面，一边又在空白的黑板上列出了例题；四块黑板全都写满后，又迅速擦掉主干之外的信息，填充进新的知识点。
X、Y、N……蒋华松习惯将字母读音向上挑，讲起课声音抑扬顿挫，新的问题不停地抛出，讲台下的年轻学子捏着笔，给出齐整的回应。
三个小时的课程，中途只休息了一次，蒋华松端起墨绿色的保温杯喝了口水。据说，学生们中流传着一句话，华松上课有三宝：案例、板书、喝水少。
会计学专业的小周今年读大二，一年前，蒋华松担任她的高数课老师。早有耳闻这位蒋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小周在课程开始前满怀期待。
第一堂课的铃声响起，蒋华松背着一个双肩包进了教室，POLO衫，黑裤子，“很朴素的感觉，可以说其貌不扬吧，和想象中的匹配不上。”回忆起来小周忍不住笑，“班里男生开玩笑叫他‘翻版曾志伟’。”
在小周眼里，数学是一门“很枯燥”的学科，高中时，为了应对高考，数学变成了单纯地做题，“只要把题目做对，一切都万事大吉，过分地在意结果。”久而久之，“听着听着就想睡觉”。到了大学，数学专业的人在她眼里“好像非人类，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没想到蒋华松的高数课让她喜欢起这门很枯燥的学科。“蒋老师很重视逆向思维的培养，而不只是机械化的做题目，他会引导你思考，去享受数学的魅力所在。那种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开辟出新天地的感觉，让人特别有成就感。”她觉得，高中时的数学课就像是老师把烧好的饭菜源源不断送到嘴边，而到了大学，遇到蒋华松，才真的学会自己寻找食材，并且烧出让人满意的菜。
她回忆，蒋华松在课堂上从来不会突击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也很少离开讲台到教室里巡视，“他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些，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足够吸引学生去听课，而不是去看手机。”
从第三堂课起，自称“学渣”的小周开始在高数课上“抢位置”，早早地到教室抢占第一排。
“和他们在一起很好”
任教近30年，蒋华松经常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
1982年，他考入北大数学系。动荡结束后的中国，正迎来科学的春天，年轻学子就像干瘪的海绵进入大海，渴望而迅猛地吸收新知。
那时候，大学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学生们可以几个月不出校门，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数学之外，蒋华松还看了大量历史、地理书刊。
德国总统在校园里和学生擦肩而过都没什么稀奇的，院士们骑着破自行车就来上班太常见了。老师们好像也“完全不考虑生活”，几乎全部时间都待在校园里，答疑，甚至时不时到学生宿舍里走访。
1986年，蒋华松大学毕业。在当时，全系只有一百多个毕业生，“几乎想去哪工作就能去哪”，他想留在北京，但父母坚持让他回到故乡江苏。
蒋华松拿着南京地图，挑离火车站最近的高校，南京林业大学，就是它了。“当时脑子里想着，我就是过渡一下，过几年就走了。”
带着随时准备离开的想法留了下来。那时候，应届生不能立刻走上讲台，整整5年时间，蒋华松跟在南林大老教师后面学习如何当好老师、如何讲好课，“听不同老师的课，看他们改过的作业，做一些教辅工作。”直到1991年，蒋华松正式站上讲台。
变化发生在成为教师的第八年。从1999年起，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共识，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到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达到530万。
不过，招生人数多了，精英化时期的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打了折扣。老师无法顾及每个学生的学习效果，批改作业的压力因为数量增加而增加，师生交流、互动机会减少……
到如今，南林大一年招收新生能达到6000人，和蒋华松刚刚任教时相比，翻了几十倍。不过，他依然坚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方式。
以前，老师们有足够的时间批改每一份学生作业；后来，学生数量增加，学校对老师批改作业量的要求降低到50%。但蒋华松至今依然坚持批改完所有作业，作为基础课老师，他的学生数量常常达到上百人。
以前，数学系规定每周不得超过21节课，给学生留出足够的自主学习时间；后来，学生的课业任务越来越重，独立思考变得越来越奢侈。蒋华松便不停地在课堂上重复：数学不只是做题，更重要的是思考，“张益唐不就是在散步时想到了数学问题的解决办法？”
以前，老师们有足够的精力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后来，大家聚在一起探讨数学问题的氛围消失了，师生互动和面对面答疑的机会都越来越少。于是，蒋华松给每一门课程建立QQ群，创造线上的讨论空间。
曾经打算“过几年就走”的蒋华松在这所离火车站最近的高校待了三十余年，“和学生接触多了，慢慢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好，把他们教会也很好，特别是当他们不喜欢数学的时候，能让他们喜欢数学，我也觉得特别好。”
12年一直是“副教授”
今年刚刚毕业的赵成杰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以前总觉得数学“没什么用，考试过关就可以丢掉了”，但最近在看研究生导师推荐的专业书籍和文献时发现，许多知识建立在数学知识点的基础上，他有些后悔曾经的课堂上没有足够认真。
不过，让他觉得庆幸的是，从蒋华松那里习得的思维方式没有在毕业后“还给”老师，那些分析问题的逻辑让他至今受用。
也有很多学生因为蒋华松喜欢上数学。在过去的时间里，有化学院学生跨专业考统计学的研究生，也有人从经管专业考去数学系，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在蒋华松的记忆力没留下什么印象，但因为蒋华松，潜移默化中爱上数学，进而转向了另一条成长赛道。
不过，虽然在师生中有极高的口碑，但在职称评审中，蒋华松始终难以“更上一层楼”，在毕业后的33年时间里，有12年他的职称始终停留在“副教授”。
南林大人事处处长闵永军介绍，在过去，科研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重要指标，发表论文是主要的考核内容。人事处副处长韩建刚说，当下各种各样的高校排名也大多以科研为主，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指挥棒下，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变得并不罕见，诸如“讲课是良心活儿”、“教得好不如写得好”、“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等说法也在高校里流传。
在这样的评审体系下，和蒋华松一样的基础课老师不占优势。
蒋华松说，基础课老师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承担较多的教学任务，这占据了一位老师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很少再有余暇钻研科研。
另外，科研需要环境和氛围，专业课老师进入高校后便有机会跟随团队一起从事科学研究，但公共课、基础课老师任教后，往往脱离了科研环境，“科研这件事只要一放下，再把它拿起来，确实很麻烦。”
而且，诸如高数一类的基础学科，本身已经有了足够成熟的体系，推翻这些理论的可能性很小，取得科研上的突破本身也很难。
所以，科研成果丰富的专业课老师可以在三十岁出头评上教授，而偏重教学的基础课教师很可能直到退休依然停留在副教授职称上。
蒋华松对此倒不怎么在意，反而是旁人时不时替他鸣不平。人事处的领导不止一次听在职老师或是督导组的退休老教师感慨，“蒋华松早该评教授了。”
南林大人事处副处长韩建刚统计，过去几年里，评高级职称时，专业性老师每年都有5到10位评上教授，而基础课老师，可能三四年时间里只评上一两位。
“开辟一条职称评审的新通道”
今年3月，南京林业大学发布了《南京林业大学教学专长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试行）》，经过三个月的评选，蒋华松成为校内凭借“教学专长”晋升教授的第一人。
南林大人事处处长闵永军说，学校从2018年底便开始筹划推行这项新政策，希望为“教学专长型”老师提供一条不唯科研论的职称评审新通道。但具体什么是“教得好”？标准是什么？由谁制定？如何评估？怎样才能更加客观公正？因为在国内高校里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考，闵永军甚至研究过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审机制。
最终，学校将这次“教学专长型”老师的评选划定在基础课老师范围内，涉及高等数学、计算机、大学英语、机械制图等40多门具体课程。
在最终制定的方案里，流程包括自主申报、筛选、师生评价、专家评价等部分。整个过程不看科研论文，只看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评估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同行评价，学校教师和督导组成员到候选人的课堂上听课、打分；第二部分是学生评价，对过去五年的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部分是专家评价，学校请来校外的省级、国家级教学名师组成评审团，随机抽取每位候选人的三段长达45分钟的课堂视频，评审团从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先进性、师生课堂互动等方面，对候选人的教学质量进行打分。
最终，多重评估的结果指向了蒋华松。
南林大职称评审的新政策迅速在业内受到关注，“不需要一篇论文就能评上教授”的说法也被放到媒体的标题上。网友们为政策的创新点赞，认为分类评估、人尽其才，能促进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回归教学本位。
但质疑声也随之而至。教而不研不深，脱离了科研的教学是否有质量？科研成果可以由论文体现，但教学成果该如何量化？“教得好”的标准是什么，是否会过于主观，最终沦为人情？教授的绩效考核离不开科研，那么靠教学评上的教授该如何考核？
南林大人事处副处长韩建刚说，本次职称评审新政策中，老师通过教学专长评上教授之后，有单独的考核体系，主要以教学为主。
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李菁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固定的规格和参数是不能彰显一个人的真正价值的，单纯的学历、资历、论文不足以反映一个人的能力水平。而南林大的政策创新有利于破除过去“重科研、轻教学”的痼疾，纠正“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三唯倾向，让那些潜心教学、专攻教学的老师们职称晋升不再那么困难，最大程度地激发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促进教学科研同频共振。
“我们期待更多学校能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在职称评审中探索出更多公平合理的改革举措。”中国海洋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不过，“也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片面强调科研到无视科研的价值”，他认为，在改变单纯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评价体系过程中，也不能忽略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同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才是改革的正途。”
官方语境下，学校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职称评审改革，提高基础课老师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从另一方面来讲，评上高级职称，也意味着更优厚的薪资、更荣耀的地位、更广阔的平台。
不过，无论是“虚的”感受，还是“实的”便利，蒋华松好像都不怎么在意，他更关心的是上节课的一元函数极限运算，学生掌握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