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个多月，火热的高考又将来临。而在作为第一批高考试点省份的上海和浙江，这种“传统”高考很快就会消失。

　　小林是上海一所首批示范性高中的高一学生，“学霸”级人物。对于刚好赶上的这次新高考改革，他不知道是福是祸，更多的是感到迷茫。“怎么选科才最好，综合素质怎么评，占比多少，目前都没有定论。”小林说，这种迷茫的情绪在同学中非常普遍。“科目选择上的确自由度更大了，但是我们的压力其实更大了。”

　　在改革试点地区上海和浙江，老师们和高校也面临挑战。吴老师是上海某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他的很多同事都将子女送出国门，“教师子女留学比例高，这意味着搞教育的对中国的教育没有信心。”吴老师几年的经验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告别这种“唯分数论、过独木桥、所学非所用”的高考政策，负笈海外。

　　对于高考改革，吴老师毫不讳言：“再不改，高考就破产了。”问题是，现在的改法成效如何还难预知。

　　历经三年起草和数度搁置，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在当时的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用四个“最”字来形容改革力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实施意见》规定的改革目标是，要在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在2017年全面推进，在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有诸多新举措。例如考试科目取消文理分科，实行“3+3”制、部分科目两次考试、高职院校单独考试;在评价机制上，强调“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试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制度;在招生方法上，试行“专业+高校”的志愿填报方式，并设“一档多投”、取消批次等方法。

　　在考试时间和频率的选择上，新高考将在外语考试中为学生提供两次考试的机会，浙江的试点方案一年安排两次学业水平考试、全科开考。

　　但是，谈及这份姗姗来迟的改革方案，业内人士透露，令很多教育界人士惋惜的是，原方案的“招考分离”内容还是在政策出台的最后时间被拿掉。之前的方案有更多锐意改革之举，却并未进入定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法类似，指出最后出台的文件和他看到过的版本“差别很大”。过去三年，杨东平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专家，一直参与方案制定。

　　杨东平介绍说，这次改革并非目标模式。“我个人认为到2020年我们也不可能确定一个目标模式，我们要继续关注和推进改革。”

　　试点方案改变了什么

　　被定为高考改革试点后，上海和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在考试科目的选择上，新高考打破传统高校招生的“文理分科”，考试科目采取“3+3”制，即考生考试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数、外3科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高校则按照学科大类或专业发布选考科目范围。

　　在上海，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是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历史、地理、政治中选择3门;浙江比上海多了一门信息技术。于是，在上海和浙江，考生将分别有20种和35种考试科目组合的选择。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初步摸底调查，拟选择“理化生”和”史地政“组合之外的学生，比例达到60%。“可见原有的考试制度束缚了大量学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评价。

　　浙江高考改革在招生上具有高度选择性，也体现着平行录取的招考理念。可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四类考试招生模式中自由选择;统一高考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将不分录取批次，实行按专业平行投档。

　　在浙江，一年将安排两次学业水平考试。学生可选择报考两次，选用一次成绩。

　　在上海，以往的“3+1”改为“3+3”，除外语之外各考试只能参加一次。等级性考试成绩在计入高考总分时，细化为A+、A、B+、B、B-、C+、C、C-、D+、D、E共11级。获得“A+”和“E”级别的学生人数分别被控制在总体的5%，其余每级分占10%。在计分上，A+为70分，E计4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3分。由此，高考成绩总分满分变为660分。

　　多位专家表示，如何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入高考总分，是个棘手的“技术难题”。语数外属于竞争性统考，而“+3”的自选科目是达标性考试。二者的分数意义不同，很难相加。

　　文东茅举例说，假设两名同学参加同一学业水平考试，一个考85分，一个86分，结果86分的同学被划为A等，85分划为B等。可是，当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再折合算入总成绩时，A、B两档的分差绝不止1分，甚至会有10分之多。而且，考85分和考100分，作为同一档，获得的折算分数可能一样。

　　文理分科被取消后，高校各专业的录取环节也发生变化。上海方案规定，在6门实行等级性考试的科目内，高校的学科大类或专业可提出不超过3门的选考科目范围。学生选择的“+3”科目中只要包含其中1门就可报考。没有提出选考要求的即无科目限制。

　　方案还指出，上海市将建立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启用信息化平台。2017年起，推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

　　浙江和上海的改革都具有很好的历史基础。上海是全国首个通过国务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省份。浙江已实施高考招生改革，“三位一体”开展多年。试点方案还对中学教学组织和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学校难免手忙脚乱，无的放矢。”吴老师说。

　　在走班制下，行政班和教学班需双轨并行，这带给学校组织和管理层面很大挑战。学生自主选课、分层走班和综合素质评价等对教师能力素质也提出新的要求。吴老师担心，一些学校师资本就薄弱，教学条件也有限，“组合多了，学校是否都能满足?如果某一科目只有一个学生选择，是否也要为他单独安排?”

　　浙江一位高中地理老师介绍，新方案下，学生数量确有减少，同时考试范围扩大，部分章节提升难度，但总体难度下降。

　　浙江方案为增加学生选择权，增加了选考科目次数。老师们认为，这样既影响到不同科目的开课顺序，也可能由于过密的考试安排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杨东平指出，针对浙江方案中一年两次考试的试题难度等值性、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区分度不够等问题，还需进行跟踪研究。

　　此外，考试安全也有新考验。新高考模式下，浙江一年要组织多次考试，这加大了抓考风考纪的压力和相关风险。再者，通过限制高校自主招生权、增加考试次数等举措规避高校自主招生权力寻租空间，也为改革增加了成本。

　　一位知情人透露，浙江这次的改革力度太大，牵涉面太广，而上海走得相对稳妥。“业内存在对浙江的担心，认为上海的改革更聪明一些。”

　　知情人指出，浙江和上海试点中，政府配套政策和举措亟待完善。高考改革目前仍由教育部门主导，并未形成多个职能部门协同推进的机制。同时，学校编制总数和教师结构都需要重新核定。同时，学校的校园建设和设备配置也需要确立新标准。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过教育部门内部的能力范畴。

　　顽强的应试文化

　　透过物理这一学科，则可以一窥此次高考改革的吊诡之处。长期形成的应试文化，正在新方案当中争取生存空间。

　　一位全程参与高考改革意见起草的人士表达他的担心：一是外语等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后，他预计“相当一部分同学会无意义地重复考试”，增加考试负担。第二，打破文理分科后，“学生可能哪个科目容易拿分就选哪个，而非根据自己的兴趣”。

　　上述担心似乎正在成为事实。“学霸”小林介绍说，他所在的理科实验班，大多数同学会在“+3”中必选物理。理由很简单，“物理面对的专业面最宽。”而上海另一所中学的小陈则首选地理，她的理由同样简单：“地理最容易拿分，而且高二就可以考掉了。”他们自述说，既然外语可以考两次，同学们就一定会考两次，“只有这样才稳妥”。

　　根据浙江一所高中的摸底调查统计数据，选考科目报名人数从多到少依次是：物理、化学、历史、生物、地理、政治、信息技术。

　　虽然物理的专业选择面广，但也不是所有学生都选。有一种可能是，有的学校可能全校都不选物理。

　　浙江大学理工科专业的一位招生老师对于新高考后高中物理学科的命运感到担心。他介绍，选择考物理的，大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在杭州三所最厉害的中学”。而一些升学成绩一般的县级超级中学，为了争取更高的考分，可能全校不考物理。据这位老师了解，有的高中已经开始这样做了，选择自己的优势科目，规避竞争大的科目，此举又称“弯道超车”。“只要家长不闹，谁管?已经不是义务教育了。”

　　选择物理科目的同学成绩最好。若考生不选择物理，便回避了这些在学业上最有竞争力的同学。所选科目不同，等级考试只是相对赋值。在这种评分制度下，原本成绩不是很突出的同学，如果选择相对容易考的科目，得A+或者A的几率更大，继而转换的分值也更高，“不考物理容易争取到高分”。

　　“如果批量的高中生不考物理，中学也不好好教物理，那么学生进入理工科大学，没法学。”这位老师对此进行分析，受此影响最大的，并非顶尖高校，而是一些普通高校。因为害怕生源不足，不敢规定只收物理考生。“长此以往，怕是顶尖高校之外的考生，都没有学过物理。物理也可能变为竞赛课，不用教学了。”

　　一些学者对于学生选课自主权流于形式也很担心。文东茅指出，当可以自由选择科目时，学生表现出的往往是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该如何选。

　　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高考填报志愿时已有明确专业意向的考生只占15.6%。目前，针对高校各专业的权威性评估并没有跟上，无法为学生按照专业填报志愿提供清晰的、科学的参考。

　　文东茅呼吁，高中必须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其了解自身优势，学会选择。在“专业+高校”的录取模式中，高中学校必须更全面地了解大学不同专业的人才评价机制，并以此指导学生课业安排。

　　社会上有人担心，认为试点可能引发新的教育公平问题。新方案突出学生的选择性，而家长的经济社会背景、文化程度、视野不同，所能给予孩子的指导和帮助也不同，弱势群体可能会在新方案中处于不利地位。薄弱学校亦如此。

　　新方案要求走班制，对师资和教学条件要求更高。如此种种，可能进一步放大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在高考成绩和录取结果方面的差异。

　　尴尬综合素质测评

　　上述浙江大学招生老师说，新高考对于他们的招生影响不大。谈到综合素质测评，他直言“只是空谈”。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严格按照分数仍是杜绝腐败的最佳途径。“我们招生还是看分数。”

　　许多高中老师和同学也表示只会更加看重分数。吴老师告诉他的学生，无论怎么改，反正对于语数外这三科肯定更加重视，对于数学和语文的期待面更广。“在中国不谈分数，客观不实际。”

　　据了解，不同学校的多位上海高一学生，他们普遍表示出迷茫，反映说综合素质测评并没有得到重视。小林说：“2017年具体的高考政策是什么，各科怎么考，综合素质占比具体多少，我们目前都不了解，网上也没有发布，问老师也说不清楚。”

　　小林认为，“在其他无从准备的时候，成绩还是重中之重。”特别对于上海学生来说，以往只考一科就行了，现在增加了两门的压力。小林说：“新高考政策无法摆脱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形式主义。”

　　小陈现在的压力更大了，“3+3”对她而言太突然。她介绍，在上海以往“3+1”的模式下，一些学校从初中起就不重视副科，如今增加了两门考试，她的地理和历史学起来就很吃力。“老师说很多内容都是你们初中该学的，可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想着不考就不学了。”

　　此外，社会诚信制度不健全也增加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普遍认为，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可信性目前难以保障，使其限于两难境地。倘若综合素质评价与招生录取硬挂钩，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案的阴影犹在，人们担心新高考会滋生新腐败。

　　一位熟悉浙江和上海新高考试点情况的教育界专家指出，目前高校参与高考改革的主动性还不强，认为仅是招生部门的工作，而对调整生源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建设带来的挑战研究不够。

　　该专家还发现，高校目前对综合素质评价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高校与中学改革缺乏衔接。在社会诚信制度缺乏的背景下，为减轻社会负面评价，高校对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意愿不高。

　　杨东平认为，建立招生公信力的第一步，无疑是彻底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越彻底，腐败的空间便越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仅仅依靠行政问责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高校招生信息不公开的问题，核心仍是建立现代高校治理结构。

　　具体而言，学校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保证学校办学符合公众的利益;校长则应进行公开遴选，由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本校校长的任职标准来选拔，校长不享受所谓的行政级别，而是对理事会、师生负责。

　　“这一制度，就是明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权责的制度，让学校回归到教育家治校，而不是行政治校。”熊丙奇说。

　　高校改革有待提速

　　2015年2月28日，浙江公布了2017年在浙招生高校的选考科目范围，涉及1368所高校，2.37万个专业。但是文东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高校反映高考改革“离我们还很远”。

　　上述熟悉试点情况的教育界专家则指出，高校对试点方案认识存在差异，对于招生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没有跟进。如在浙江方案中，对于按专业平行投档录取方式可能带来的录取分数“无底线”、学生转专业、基础性专业保护等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举措。

　　另一方面，高校的专业和学科建设与改革明显滞后于高考改革。用高考改革来“倒逼”高校进行改革，尚有很长距离。此外，打通各级各类教育和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尚未建立，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广泛存在。

　　不过，对于一些冷门专业来说，“这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文东茅指出，失去了“服从调剂”的保护，一些冷门专业普遍焦虑，担心将无法招到学生，使得专业不复存在。故此，浙江很多高校已经主动“走出去”招生。文东茅在调研中发现，浙江的许多高校“已经感到非常紧迫，他们的压力甚至大过高中”。

　　上海方案决定从2016年起合并本科第一、二批招生，并“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等学校录取的可行性”。浙江方案将实行“专业+学校”的志愿填报方式，录取不分批次、分大类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

　　此模式下，考生拥有多选择权，高校及学科专业的质量和特色可能取代“高校名气”而成为考生入学选择的主要因素。试点方案将推动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和专业定向的教学改革。也有望形成大学内部各个学科专业“争抢大一新生”的局面。

　　文东茅指出，如何培养出创新型、个性化的高级人才，是这一轮培养模式改革的主题。“与其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如说是‘全身动’。”文东茅说，只有学生、教师、高中和高校都“动起来”，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制度变革。